741年前，崖山。陆秀夫拜倒在8岁的赵昺面前：
国事至此，陛下当为国死。德祐皇帝辱已甚，陛下不可再辱。
说完，背起大宋皇帝，跳进了滔滔碧波。这一跳，成全了忠臣烈子之心，成全了文人士大夫的风骨，也告别了那个让人怀念的烟火盛世。而青瓷的巅峰，也随着南宋的覆灭戛然而止。
封建社会后期，青瓷退居二线，不与青花、粉彩争辉，似乎也染上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秉性，进可庙堂、退可田园。夕阳的余晖虽不及午时耀眼，但晚霞依旧绚烂。
五代时期的吴越是为数不多的一方净土，带来越窑的巅峰时代。入宋，朝野上下的尚白之风，吹熄了越窑2500年的薪火相传。耀州窑趁机崛起，汝窑横空▂出世，北方青瓷一片兴盛，眨眼间又毁于金人的铁蹄。宋室南渡，之前默默无闻的龙泉窑接过越窑的大旗，与南宋官窑一起成为青瓷最后的阵地（详情见：青瓷王者之路——巅峰篇：大宋王朝的青色美学，沉沦于江南烟雨）。崖山之后，南宋官窑灰飞烟灭。自此，夏初诞生的青瓷艰难跋涉了2900年，却只剩龙泉一根独苗，实在令人唏嘘。
南宋龙泉窑的兴盛，在于及时抛弃了越窑的深沉，引入江南柔情，以婉转清丽打动了文人墨客的心。可蒙古人看惯了天苍苍，野茫茫，草原就是绿，长空就是蓝，搞不懂蓝与绿之间的暧昧，也玩不转花插香器，南宋青瓷的美学体系，瞬间没有了用武之地。
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龙泉贯耳瓶
这时，龙泉窑的ξ 适应性再次展现：看不懂梅子青，那就退回北宋时的豆青；喜爱大器，那就放弃江南的精致，学一学北方的粗犷；受不了“不饰为饰”的素面清净，那就重拾五代就已熟练的刻划工艺，来上几刀花草纹饰。
元代龙泉青瓷
这就是著名的“元代龙泉返祖现象”。表现看是重回北宋工艺，其实则是放弃了南宋时培养的文人审美与文人情趣，似乎那段鼎盛时光才是误入歧途。随着元人逐渐融入中原文明，龙泉窑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，在元代中期成为朝廷祭祀礼器之一。
此外，元代龙泉还有大吉瓶、葫芦瓶等充满道家风韵的器型。元代南人地位低下，与统治者矛盾尖锐，文人多隐逸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出身本土又清极遁世的道家，最能抚慰南宋遗民之心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元代龙泉葫芦瓶
龙泉窑就这样灵活的适应了蒙汉两族的需求，在元代成就了青瓷的最后一次盛世。
唐宋之时，瓷器就是最重要的外贸品类，与丝绸不相上下。宋人朱彧《萍洲可谈》：
船舶深阔各数十丈，商人分占储货，人得数尺许，下以储货，夜卧其上，货多陶器，大小相套，无少隙地
可见当年瓷器贸易之盛。南宋，经济中心移至江浙，泉州取代广州成为外贸第一大港，龙泉窑得尽天时地利，一跃成为外销瓷主力品种，风头之盛盖过了景德镇。
宋代对外贸易海港复原图
游牧民族单一的生产方式，决定了他们必须频◢繁交易才能满足生活所需。这种天然重商的态度，进一步促进了元代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兴盛。元初，忽必烈于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，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宋朝官窑体制。但在以民窑为主的外销瓷领域，龙泉窑依然牢牢占据着第一的宝座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元代龙泉窑生产规模继续扩大。《龙泉县志》描绘到：
瓯江两岸、瓷窑林立、烟火相望，江上运输船舶来往如织
从东亚、西亚、东南亚和多处海上沉船遗迹的发掘情况看，龙泉窑占比非常高。如1975年，韩国新安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，出水9600多件龙泉青瓷，占总体瓷器60%以上。其特征为一次施釉，底部露胎，修足不精，为的是加∞快工期，降低成本，提高产品竞争力；装饰呈现多样化，刻划、印花、贴花、镂雕均有，造型大气磅礴，颇具元代风韵；并出现了高足杯、大盘、大碗等适应伊斯兰地区生活习惯的新器型。以上这些特征，均体现了元代龙泉青瓷为走出国门所做的调整。
韩国木浦市海洋遗物展览馆的元代新安沉船
元代中后期，景德镇的☉工匠终于将统治者崇尚的蓝白之色呈现在陶瓷之上。蒙古铁骑的开疆拓土，使苏麻离青大量进入中国。那一抹幽蓝的神采，繁复的花纹装饰，搭配景德镇洁白如雪的瓷胎，瞬间吸引了朝野上下和海外市场的目光。虽然元青花诞生不久，元朝就迎来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浪潮，其烧造数量与外销数量均不及龙泉青瓷。但在明清两代，青花瓷一统陶瓷江山，只有清初诞生的粉彩能勉强与之抗衡。
江西高安出土元青花梅瓶
青花的诞生，标志着彩瓷正式崛起，而以青瓷为代表的单色釉，则彻底告别了属于它们的黄金时代。
长久以来，收藏界普遍认为明初御窑崛起，龙泉窑急剧衰落。但真实情况是，景德镇御窑厂于洪武35年才正式设立。《江西省大志·陶书》载：
“洪武三十五年始开窑烧造，解京供用，有御厂一所，官窑二十座”
在此之前，明廷一直处州（龙泉窑）、饶州（景德镇窑）并用。《明史》载：
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…如数多，起取人匠赴京，置窑兴工；或数少，行移饶处等府烧造
朱元璋贫苦出身，生性节俭；打仗是把好手，玩艺术也并不擅长，所以“或数少”的时候极多。因此，我们能看到此时龙泉青瓷的器型、尺寸、纹饰，均与景德镇异曲同工。这种相似性，其实来源于共同的宫廷“血统”。
明洪武 龙泉青瓷玉壶春瓶与景德镇釉里红玉壶春瓶
随着景德镇御窑的设立，龙泉窑逐渐退居二线。尤其“土木堡之变”、“夺门之变”先后而至，大明帝国风雨飘摇，瓷业无人过问，史称“正统、景泰、天顺三朝黑暗期”。龙泉窑在这段动荡时光中，彻底退出了国内主流市场。
另一边，外销龙泉的处境稍好。明朝实行“海禁”政策，但走私高昂的利润，足以让沿海居民铤而走险。16世纪，龙泉青瓷大量出口欧洲，引起轰动。欧洲人不知道如何形容这迷人的青色，恰巧当时法国上流社会风靡歌剧《牧羊女》，身穿一袭青衫的男主人公塞拉同，就成为了龙泉青瓷的代名词。时至今日，西方依然将青色瓷器称为“Celadon”。
随着明朝御窑厂的设立，加之帝王对瓷业的重视，历代御窑名品不断。永宣甜白、青花、祭红，成化斗彩，弘治娇黄，万历五彩，均在中国陶瓷史上熠熠生辉。唯独青瓷，只于永宣时期短暂烧造。
永乐青釉被∞称为“翠青”，器型饱满，釉色莹润，有玻璃质感，保持了永乐官窑的一贯水准。但青花和五彩的异军突起，压制的单色釉无法抬头。而ω 单色釉中的白、红、黄、蓝等品种，也在此时有极大突破，摆脱了之前陪衬地位，使传统的青瓷无人问津。永宣之后，明代御窑鲜有青瓷产品。
故宫博物院藏 永乐青釉三系罐
此外，明朝还仿烧过少量的宋代官窑，效果差强』人意。河南、浙江的瓷土质量一般，故只能以厚釉遮盖瓷胎的瑕疵，甚至出现过5公分厚的釉层。这种堆釉工艺成就了宋代官窑独有的厚重、丰腴的气韵。但是，景德镇的高岭土太出色了，出色到加一层透明釉，就能烧出一代白瓷之王“甜白釉”。这让当地工匠们完全抛弃了厚釉技法，却不知因此失去了宋代官窑的神韵。
明宣德仿哥︾窑碗
青瓷在经历了唐、宋、元三朝巅峰之后，于明代呈现断崖式下滑。这其中既有审美思潮的影响，又有技术发展的左右，也暗含着皇权对瓷业的控制。
曹昭在他鉴赏巨著《格古要论》中提到：
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，俗且甚
明初的曹昭做出这样的评语，一方面代表着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跨越元代统治，重回大宋美学的心愿。但历史的车轮无法阻挡，当青花与五彩以缤纷姿态现世，看惯青瓷3000年的中国人必然会“喜新厌旧”。虽是“俗且甚”，却是引领了潮流，接了地气。
此外，永宣时期瓷业技术突飞猛进，于单色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。甜白釉、牛血红、霁蓝、洒蓝…这些或明媚、或深沉的色彩，触达了传统青釉的美学高度，成为仰慕唐风宋韵的文人们新的寄托。
宣▆德洒蓝釉暗花云龙纹钵
最后，明朝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延伸到瓷业领域，景德镇御窑厂的设立极大阻碍了当地民窑的发展。《明英宗实录》载：
正统十二年，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、紫、红、绿、青、蓝、白地青花等瓷器，命都察院榜谕其处，有敢仍冒前禁者，首犯凌迟处死，籍其家赀，丁男充军边卫，知而不以告者连坐。
禁烧法令的出台，使在民间还有一定市场的青瓷彻底断绝了根本。另一方面，御窑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，垄断了资金投入、优秀匠人、新式技术等瓷业资源，让以龙泉窑为代表的地方窑口举步维艰。
总之，青瓷在明朝遭遇了历史最低谷，几乎传承断绝。当时空转至大清江山，青瓷迎来了一段与皇室的蜜月期，虽是回光返照，却是“单色釉之王”最后的绚烂与尊严。
赶上个好皇帝有多重要？秦隋二世而亡，清朝则等来了康熙大帝，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盛世。
康熙的胸怀，在于突破隔阂，积极融合汉家文化。你可以说这是一◆种统治策略，但从康熙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致盎然，可见其必有盛世明君的心态和容纳百川的心胸。
由此，康熙治下的御窑跳过元明，重回唐宋，再现了汉之青瓷，并一跃成为主流品种，深刻影响了康雍乾三代的瓷业面貌。
三代青瓷之美，在于将青色分出层次，豆青、冬青、粉青由深至浅，中间∴并无明显界限。豆青偏近深绿，于康熙朝烧造最多。这种青色似曾相识，在北宋耀州和元代龙泉都有相近的色彩。康熙前¤期国家未定，用兵频繁，青瓷也呈现出相对强硬的基调。
故宫博物院藏康熙豆青马蹄尊水盂
冬青介于豆青和粉青之间，烧造数量最多，盛行于乾隆。青之发色在此时已经随心所欲，督窑官唐英最大挑卐战，是满足乾隆爷炫耀“奇技淫巧”之心。如乾隆青釉暗花交泰瓶，中段镂雕如意头，瓶体上下钩套相连，可微微移动，但不能拆开，取《易经》“天地交泰”之意。其设计之精巧、工艺之繁复，令人瞠目。
故宫博物院藏乾隆青釉暗花交泰瓶
粉青则是雍正帝的创造。漫长的潜邸岁月，培养了四爷高绝的审美眼光。换句话说，他将文人墨客的拧巴美学研究了个通透。于是，说绿不绿，说蓝不蓝的青色，又被添进了一抹纯白的韵味，变得更加妩媚动人。
粉青之妙，在于从本就暧昧的青色上更进一步，于青和白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。这种极致暧昧的追求，被文人墨客拔高至哲学的高度。而青瓷上一次有此待遇，还在两宋之时。
雍正粉青双龙尊
此外，仿宋官釉在清三代也有上佳表现。不同于明代只求形似而不得，此时的官釉只求古意，不在乎形制，大有“摹古却不泥古”的风范。康雍乾三帝的盛世明君之心和陶瓷技术的登峰造极，让汝、官、哥任意发挥。也许，既要展现对汉文化的接纳，又不能完全依照汉家旧制，才是帝王们心中所想吧。
乾隆仿汝窑
乾隆之后，御窑质量骤降，虽嘉道同光均有青瓷烧造，但只是器物，已与艺术无关。失去了审美高绝的皇帝挑剔的目光和国力的支撑，青瓷只能沦为平庸，无法再与青花、粉彩争辉。
因此，我更愿】意将青瓷的历史定格在乾隆末年，用康雍乾的盛世，为陪伴了中国人3400年的青瓷，留下一抹绚烂的余晖。
写到这里，青瓷的历史缓缓落下了帷幕。漫长的3400年时光，青瓷伴随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初兴、成长、盛世、没落，没有任何瓷器品类能与之比肩，也没有任何色彩能有青色的影响力。青瓷，与华夏文明一同○成长，渗入中国人的血脉。
夏末至晚唐，煌煌2500年，是青瓷戮力前行的成长期，终在北宋迎来巅峰。陈寅恪先生说：
华夏民族的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
宋以文人治天下，甚至皇帝本人就是杰出的知识分子，这让青瓷之美融入了文人审美和文人精神，最终在汝窑和北宋官窑上达到了世俗审美和哲学审美的极致。此外，北方风霜沉郁的耀州窑和南方明媚丰腴的龙泉〗窑，彰显了青瓷在大宋民间也有蓬勃的活力。
汝窑釉色细节图
蒙古的铁骑，让青瓷的盛世戛然而止。虽龙泉窑兴盛依旧，但抽掉了文人之魂，青瓷悠悠千年的历史积淀，变得无处安放。
也许是吸取了宋人的教训，朱元璋重武轻文，加强中央集权，为大明王朝上半叶的瓷业，定下了皇权森森的基调。后嘉万不朝，朝廷控制力下降，民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，青花、五彩又以其绝佳的商品属性，打压的青瓷无法抬头。而晚明文人们，只能自称“山人”，隐逸在山间市井，追永宣名器聊以慰藉。
好在，“康乾盛世”的三代帝王，带给了青瓷最后的辉煌。尤其是雍正时的粉青，重新赋予了青瓷诗意的面貌。而那些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的仿宋官釉，则将大宋内化的清净哲学抽离出来，只在美学领域恣意驰骋，这无疑是一种极为聪明的态度。
雍正粉青美人肩瓶ㄨ
纵观明清青瓷发展，原本举足轻重的文人态度退居幕后，皇权走上台前。其直接后果，就是瓷业的发展必然随皇家意趣和国运起伏而不自控。赶上明君当道，国力雄厚，就不计工本，极尽工巧；反之，则偃旗息鼓，一落千丈，完全丧失了产业内在发展动力。换言之，瓷器不再仅仅是器物、艺术，更成为皇权国运的隐喻象征。正如许之衡在《饮流斋说瓷》所云：
盖瓷虽小道，而于国运世变亦隐隐相关焉〇
三国两晋南北朝，时局动荡，战火连年，刚刚诞生的青瓷却完美适应了老庄盛行的社会思潮，孕育出田园之风浓郁的动物形瓷器和天马行空的魂瓶，震撼了后世。而大宋青瓷的巅峰，也绝不仅仅是赵佶一人之功。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“宝马雕车香→满路”，同样深刻的融入了那丰腴的青色中。而明清青瓷，由于皇权桎梏，既无魏晋时期灵活的适应性，更无北宋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，加之青花和彩瓷虎视眈眈，衰落已成必然。
南宋龙泉青釉荷叶盖罐
青瓷的结局并不悲壮，他以3400岁的高龄走到清末，背影是那样的余韵悠长。从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，到“石榴植前庭，绿叶摇缥青”；从“青冥浩荡▲不见底”到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青瓷将最美的年华，留在了诗歌的时代，留在了文人的血脉，留在了华夏文明的巅峰。而它最后绚烂的余晖，则隐喻了皇权与艺术的纠葛，展现了于困顿中依然不屈的性格，也为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世，划上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句点。
《龙泉青瓷的断代及其鼎盛期成因问题》
《明清国家管理政策对陶瓷发展的影响》
—— 转自《文眼豆子》
